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尽管鲁迅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和文学造诣，但他仍试图否定他的创 作所受到的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试图推进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 化的动机。实际上，对于鲁迅这位兼通中西的大文豪，主张全盘“西化”只是一种文化和知识策 略。他本来是想学医，通过医学来救国，但后来却改学文学，因为他知道，文学也可以通过唤起 民众反抗“吃人”的封建社会而达到救国的目的。在他的小说《狂人日记》中，他生动并不无讽 刺地展示了旧中国的人吃人的状况。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新一代的孩子，因此他呼唤“救救孩 子”，因为在他看来，孩子们仍然天真无邪，并未被传统的封建文化毁坏，孩子们很容易接受一 个变革的社会和世界。当然，鲁迅决不想全然破坏传统的中国民族主义精神，他试图弘扬一种 超越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而在广阔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下重建一种新的中国民 族和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世界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旅行的状态中，在这一过程中，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别 文学作品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这一点尤其体现于中国近现代对西方和俄苏文 学的大面积翻译。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对世界文学篇目的主观的 能动的选择。当然，我们的判断和选择曾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一些西方作家的评 价，现在看来，之于西方20世纪以前的经典作家，这样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是对于20世 纪的现代主义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选择，则主要依赖我们自己的判断，同时也参 照他们在西方文学研究界实际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正是这种对所要 翻译的篇目的能动的主观选择，才使得世界文学在中国不同于其在西方和俄苏的情形。这也 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在“五四”时代，一批中国作家曾受到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影响，其中 的一些人，例如巴金和叶君健，甚至自学了世界语，而且叶君健还尝试着用这种人造的语言来 进行文学创作。但终因为这种所谓的“世界语”既没有进入世界性的流通渠道，也没有为世人 所使用而未能实现使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之目的。我们可以说，超民族主义在中国也 有着自己的独特形式：当中国处于贫穷状况、中国文化和文学由于自身的落后而难以跻身世 界文学之林时，我们的作家只能呼吁大量地将国外先进的文学翻译成中文，从而使中国现代 文学得以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走向世界；而在今天，当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时，一 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大国的形象。在这方面，翻译又在促使 中国文学更接近世界文学主流方面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当下，我们翻译的重点无 疑应该由外译中转向中译外，尤其是要把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世界主要语言——英 语，这样才能真正打破全球化所造成的语言霸权主义状况。